中文字幕不卡在线,久久精品国产只有精品66,131美女爱做视频午夜剧场

王傳利：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覺

點擊：作者：王傳利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2-12-31 09:01:45

【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做出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的新部署，體現了黨在新時代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覺。黨的二十大報告將腐敗視為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劃清了與腐敗正效能論的界限。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體現了新時代的“反腐持久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斷革命論是新時代的“反腐持久論”的理論依據。中國社會發生的腐敗現象的歷史性特點，決定了必須深入持久反腐敗。黨的二十大報告洞察腐敗新動向，提出新的“反腐動向論”，堅決懲治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等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協同反腐新方略，進一步加強“兩個答案”相結合，制度和教育協同發力，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深化反腐敗囯際合作。

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的“延安窯洞對”，揭示了舊史王朝興衰的周期性現象。中國共產黨為了打破這個周期率的支配進行了艱辛而不懈的努力。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反腐敗斗爭的部分，題為“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不足500字，可謂字字珠璣。黨中央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展示了新時代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探索和重要成效，表達了黨以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和堅定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堅強決心，體現了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覺。

一、腐敗效能論：“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

在理論界，存在腐敗正負效能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腐敗正效能論認為，腐敗是社會革命的替代品，可以減少社會體制變遷的動蕩。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學界流行過腐敗具有正效能的“腐敗潤滑劑”之說。此論源于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他在1968年寫有《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研究現代化與腐敗的關系，提出著名的“腐敗潤滑劑”之說，“對于一個相對沒有腐化的社會（如一個傳統規范仍十分強有力的傳統社會）來說，一定程度的腐化會成為一種受人歡迎的潤滑劑，可減少現代化道路上的阻力。……在某些情況下，一定的腐化有助于政黨的壯大，從而對政治發展有推動作用”。“同一般小集團政治活動或庇護主義政治活動一樣，腐化給某些集團以直接的、特定的、具體的利益。如果杜絕腐化，這些集團完全可能背離該政治體系。因此，腐化與改良一樣具有維持政治體系的功能。腐化是改良的替代物，腐化和改良又同是革命的替代物。腐化有助于減少集團要求改變政策的壓力，正如改良可以減少階級要求改變結構的壓力一樣。”他的腐敗具有正效能的“腐敗潤滑劑”之說在中國經濟學界獲得一些贊同。有經濟學家認為，腐敗起到了推動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潤滑劑作用。國內理論界曾譯介尋租腐敗論，認為計劃管制導致了尋租腐敗現象。尋租腐敗論的信奉者與現代化腐敗論的信奉者相類似，學術主旨并非是為了消除腐敗，而是將腐敗發生的根源歸結于計劃經濟體制，借此動搖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以服務于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市場經濟體制的強烈訴求。此論忽視了計劃經濟體制在新中國建設奠基期發揮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切進步奠定了物質基礎。古今中外，尚沒有靠腐敗完成社會體制變遷的成功案例。以腐敗手段實現的體制，不會是一個贏得民心的廉潔體制。為了消解計劃經濟的合法性基礎，得出腐敗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之論，違背了基本常識和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

與之相反的觀點是腐敗負效能論，認為腐敗具有敗壞社會風氣，瓦解政權的基礎，破壞社會穩定的負效能。習近平指出：“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我們黨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是深刻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歷史教訓的。中國歷史上因為統治集團嚴重腐敗導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今世界上由于執政黨腐化墮落、嚴重脫離群眾導致失去政權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啊！”黨的二十大報告堅持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的一貫主張，將腐敗視作“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旗幟鮮明地劃清了與腐敗正效能論的界限，鮮明地表達了共產黨反對腐敗的堅定立場和態度。

“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提醒人們應該從政黨生命力和戰斗力的角度認識腐敗的本質。社會大眾和理論界普遍認為，貪污受賄就是腐敗，這就混淆了腐敗本質與表現的區別。事實上，貪污受賄，這是腐敗的表現，而不是腐敗的本質。腐敗一詞，出自古籍里的“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是指多年豐收的糧食堆積久放，導致變質無法食用。原本作為生物學用語的腐敗，在當代轉化為政治學、社會學和黨建學用語，一般是指某個組織和政黨，因思想、組織的內在結構發生變異，導致其原本強大功能的衰減，失去其應有的活力。腐敗可以表現為不作為的懶政惰政、驕奢淫欲、精神萎靡，也可以演化為貪污受賄等嚴重腐敗犯罪。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王朝史，證明了客觀上存在著毛澤東和黃炎培談論的舊史難以逃脫的政權興亡周期率的支配力。歷代王朝興亡更替，周期治亂。如果統治階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戰斗力，有效解決了社會基本矛盾，維持了社會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保持社會安定，王朝生命周期將得以延續。如果統治階級漠視社會規律提出的必然要求，窒息社會發展的活力，無法組織社會生產或擴大再生產，或者不思進取，毫無斗志，倒行逆施，窮奢極欲，耗費巨額人力物力，加重人們的經濟負擔，民怨沸騰，完全破壞了王朝正常運行所必需的社會內部平衡，整個社會被逼入絕境，歷史規律將召喚新的力量改朝換代，新生力量將蛻去舊王朝阻礙社會歷史進步的僵硬外殼，成為歷史規律必然要求的執行人。孟德斯鳩的《羅馬盛衰原因論》和中國先賢們的《阿房宮賦》《過秦論》，揭示了羅馬和秦朝一旦失去王朝初始時的活力而逐漸走向衰亡的多幕悲喜劇。

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是數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與奮斗。中國共產黨反對腐敗的態度是一貫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時，許多投機腐敗分子，鉆進共產黨隊伍來，貪污腐化，給黨造成很惡劣的影響。1926年8月4日，黨中央專門發出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在黨內，陳云最早將黨風問題提升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1980年11月，陳云提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著名論斷。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反對腐敗是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黨的二十大報告重申“黨風問題關系執政黨的生死存亡”，明確認為“腐敗是危害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如果說面對黃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問題，毛澤東給出了第一個答案，就是采取“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人人起來負責”的民主方法，那么，新時代的共產黨人在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采取借以提高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的自我革命的方法。

正是著眼于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周期率，克服腐敗，提高黨的生命力和戰斗力，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黨的建設部分，做出“建設堪當民族復興重任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和“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的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有一支政治過硬、適應新時代要求、具備領導現代化建設能力的干部隊伍”，“注重在重大斗爭中磨礪干部，增強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本領、服務群眾本領、防范化解風險本領。加強干部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養成，著力增強防風險、迎挑戰、抗打壓能力，帶頭擔當作為，做到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難關頭豁得出來”。各級黨組織要持續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激勵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

二、反腐持久論：“必須永遠吹沖鋒號”

對十年前的反腐敗斗爭面臨的復雜局勢，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有這樣的概述：“一些地方和部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屢禁不止，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較為嚴重，一些貪腐問題觸目驚心”，讓每一位關心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人士焦慮痛心。2012年11月，剛剛擔任總書記的習近平發出強有力的聲音：“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十年來，黨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勢，“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堅決整治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剎住了一些長期沒有剎住的歪風，糾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頑瘴痼疾”。黨的二十大報告認為“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展示了黨領導人民開展反腐敗斗爭不懈努力的成果。中國反腐要不要繼續保持既定的節奏？黨的二十大報告冷靜而堅定地做出中國反腐“必須永遠吹沖鋒號”的戰略安排：“全黨必須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決不能有松勁歇腳、疲勞厭戰的情緒，必須持之以恒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只要存在腐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反腐敗斗爭就一刻不能停，必須永遠吹沖鋒號”，體現了新時代“反腐持久論”的觀點。

“必須永遠吹沖鋒號”戰略部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何在？既然黨的二十大報告認為“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那么，我們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有關革命的理論中尋找答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持續不懈地反腐敗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斷革命論。

“不斷革命”最初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描狀資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和實踐時用到的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1793年法國革命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斷革命。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談到法國大革命以后的拿破侖專政時指出：“他用不斷的戰爭來代替不斷的革命”。在1849年1月的《匈牙利的斗爭》里，恩格斯談到資產階級革命家科蘇特領導的革命時說：“不斷革命——總而言之，在被科蘇特所武裝、組織和鼓舞的匈牙利，我們重新看到了光榮的1793年的一切基本特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實現了自己的狹隘短視的理想以后，試圖把革命終止于民主革命的某個階段上，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徹底的不斷革命的思想，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高舉科學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的旗幟。他們在1850年3月的《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提出“四個直到”的觀點：“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斷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直到無產者的聯合不僅在一個國家內，而且在世界一切舉足輕重的國家內都發展到使這些國家的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停止，至少是發展到使那些有決定意義的生產力集中到了無產者手中。”因此，共產黨的“戰斗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講到，社會主義革命要“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斷革命思想，既是指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并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也是指共產主義實現的全過程。不斷革命不是到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為止，而是貫通國家和階級消亡的全過程，一直到經濟、政治、思想和社會的一切領域內徹底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及其階級差別觀念為止。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依據由此而來，共產黨人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熱情的依據由此而來，新時代反腐敗“必須永遠吹沖鋒號”戰略部署的理論依據由此而來。

實現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四個直到”和“四個達到”，是漫長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艱辛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提出“兩個務必”，在新中國成立不久鼓勵黨員干部“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以及鄧小平提醒人們“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斷革命論的精神實質是一脈相通的。中國共產黨要維護“先鋒隊”的政治品格，必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而保持生機勃勃的活力，就必須持之以恒地反對腐敗，毫不手軟地清理腐化變節分子和投機分子，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十年前，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十年來，黨中央開展史無前例的反腐敗斗爭，祛疴治亂，贏得民心，毫無疑問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能否取得反腐敗斗爭的最終勝利，關鍵是看能否持續地保持反腐敗斗爭的清醒和堅定。黨的二十大報告清醒地認識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仍較突出；鏟除腐敗滋生土壤任務依然艱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反腐敗斗爭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不可為取得的反腐敗成就而驕傲自滿，否則不僅無法徹底地解決腐敗問題，而且已經取得的階段性反腐成果也會喪失殆盡，失信于民。類似于人類一直與各種病菌作斗爭，暫時克服了某種病菌，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潛伏于人類身體內的病菌死灰復燃或者變異成新的病菌，再度危害人類健康肌體，我們取得了反腐敗的壓倒性勝利，并不意味著這是最后的勝利。在經過艱辛努力取得反腐敗斗爭的階段性成就時，務必使全黨繼續地保持對腐敗反彈的警惕，戒驕戒躁，持之以恒反對腐敗和懲治腐敗。

中國社會發生的腐敗現象有著獨特的歷史性特點，決定了中國必須深入持久反腐敗。權錢交易涉及“錢”“權”兩個方面。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塑造了仰慕權力、渴望特權、追求高官厚祿的封建文化，塑造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封建權力觀。20世紀初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文化大覺醒。與數千年封建文化存在的漫長歷史相比較而言，作為中國人民文化覺醒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至今僅有區區一百多年的時間，現實中國難以徹底擺脫根深蒂固的封建權力觀念的影響，當代中國社會必然有為謀取私利而渴望權力、追求權力的封建思想文化遺毒，難免侵蝕黨內政治文化生態。如果說封建時代特別崇拜權力的話，那么，資本主義時代最崇拜的是金錢。資本主義是以“資”為“本”的社會。由于中國是在經濟相對落后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是現階段全黨工作的重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利用外國資本和國內資金搞活經濟，必然激活人們追求金錢的欲望，難免有個別人走向拜金主義。黨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社會上的拜金主義思潮和市場交易法則難免侵襲黨內健康純潔的政治生活。幾千年漫長的封建權力觀念不是短時間可以消除的，利用資本的政策也不是短時間可以改變的。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并非天然地具有對腐化思想和作風的免疫力，要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必然堅持不懈地克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堅持不懈地克服拜金主義，堅持不懈地反對腐敗，“必須永遠吹沖鋒號”。

三、反腐動向論：“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

密切關注腐敗新態勢，提出符合實際的治理腐敗方略，精準懲治，是新時代共產黨人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基本保障。黨的二十大報告洞察腐敗新動向，提出新的反腐動向論。

（一）高度警惕官官勾結，“堅決懲治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

黨的十八大以來，紀檢監察部門嚴格執行黨的政治紀律，把嚴明政治紀律，維護黨的集中統一作為貫徹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戰略部署的重要內容，把違反政治紀律問題作為巡視和派駐監督重點，嚴肅查處公開發表違背中央精神的言論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為，解決無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七個有之”問題。黨的十五大報告將反對腐敗定義為“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表明反腐敗斗爭具有政治屬性和政治功能。政治過硬，理想信念堅定，是堪當民族復興重任干部的基本素養。腐敗分子走向犯罪深淵的起點，往往是政治上出現問題，“無數案例表明，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只是‘表’，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才是‘里’，根子在于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喪失”。許多腐敗分子的案情通報里有“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漠”等違反政治紀律的事實。

萬事萬物在運動中存在，腐敗樣式已由以往的貪圖享樂型腐敗走向當前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型的腐敗。新中國“反腐第一槍”處決的兩個貪腐分子劉青山和張子善，是典型的貪圖享樂型的腐敗分子。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黨中央發現有高級領導干部“在黨內培植個人勢力、結成利益集團、妄圖攫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行徑”，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形成利益集團，嚴重危害黨和國家政治安全。“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等人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政治野心膨脹，搞陰謀活動。黨中央及時察覺、果斷處置，堅決鏟除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消除重大政治隱患；中央紀委嚴肅準確查明其重大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問題。”2021年，中央紀委“嚴肅查處孫力軍、鄧恢林、龔道安、王立科、劉新云等人的政治團伙案，查處王富玉、周江勇、彭波等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腐敗案件”。少數腐敗分子從未真正樹立理想信念，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質極為惡劣，嚴重危害政治安全。可以預料，未來中國反腐將更加堅決地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堅持從政治紀律查起，堅決防止和治理“七個有之”問題，堅決清除對黨陽奉陰違的“兩面人”，堅決查處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交織的違紀違法行為，鏟除拉幫結派、結黨營私的政治團伙，消除黨內存在的嚴重政治隱患，維護政治安全。

（二）深化整治“三集”領域的腐敗，懲治群眾身邊的“蠅貪”

所謂“三集”領域的腐敗，是指“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深化整治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領域的腐敗，堅決懲治群眾身邊的‘蠅貪’”，這是對多年來“‘老虎’‘蒼蠅’一起打”方針的進一步深化，是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的五年來紀檢監察部門工作的生動寫照。中央紀委緊盯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部門、行業和領域，集中力量靶向治理，配合開展政法隊伍教育整頓，懲治執法司法腐敗，查處政法隊伍中的害群之馬，“深化供銷系統腐敗治理、違建別墅清查整治、煤炭資源領域腐敗專項整治，開展糧食購銷、開發區建設等領域腐敗集中整治，開展金融領域政商‘旋轉門’‘突擊入股’等排查清理。”紀檢監察部門還始終堅持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就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把整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作為正風反腐的重中之重，精準施治。

在反腐敗斗爭中，既要打“老虎”，抓大案要案，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又要拍“蒼蠅”，從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抓起，著力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三集”領域的腐敗，往往發生高級領導干部參與的“大案要案”，往往形成性質惡劣的“窩案”“串案”“案中案”。高級領導干部位高權重，掌握重要資源，腐敗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強，對黨和國家的威信危害大。查辦大案要案，嚴懲腐敗分子，為黨和人民挽回重大經濟損失，向全黨全國人民表明黨堅決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的堅強決心。但是，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職級不高的“蠅貪”，有的屬于“小官巨貪”，有的屬于“小官小貪”式的“微腐敗”，但涉及面廣，環節多，數量眾多，直接敗壞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形象和威望。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實現自己的利益，創造人民群眾幸福美好的生活。如果不重視發生在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子女上學、生態環境保護、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等方面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如果不重視違規征地拆遷、操縱基層選舉等嚴重侵害群眾權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案件，將難以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反腐敗斗爭成果的獲得感，久而久之會挫傷人民群眾支持黨的反腐斗爭的熱情。所以，必須深化整治“三集”領域的腐敗，懲治群眾身邊的“蠅貪”，以反腐倡廉的實際成效取信于民。

（三）嚴肅查處領導干部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

有些黨員干部可以雷厲風行地開展工作，可以卓有成效地管理擁有成千上萬成員的廠礦、醫院、學校、軍隊等機關單位，但難以管理好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有些干部可以闖過金錢關、生死關，但過不去親情關。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很關心干部子弟成長的問題。習近平曾經提到：“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帝國主義說，對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陳云叮囑“干部子弟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必須安分守己，束身自愛，絲毫不得有違法行為”。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規定：“禁止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親屬及身邊工作人員謀取利益”，禁止“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或者黨員領導干部之間利用職權相互為對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條件”。但現實中不少黨員干部違反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有的以腐敗官員為軸心，夫妻聯手，父子上陣，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斂財”。少數領導干部配偶和子女違規經商辦企業的問題引發社會強烈關注，群眾反映強烈。

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領導干部腐敗案件，很多存在通過領導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經商辦企業，制造尋租空間、進行利益輸送、貪贓枉法等問題，搞“一家兩制”。習近平曾分析了這類腐敗現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裙帶腐敗’‘衙內腐敗’體現得淋漓盡致，老子為官不正帶壞了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終把老子拉下水。”所以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嚴防在自己身上出現“裙帶腐敗”“衙內腐敗”，“領導干部對配偶子女等親屬一定要嚴格教育、嚴格約束。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親屬不少是在金融機構、國有企業、資源能源單位等工作的，要教育督促他們遵紀守法、盡心盡責工作，決不能通過這些崗位為他人疏通關節甚至撈取私利”。二十大報告做出反腐新部署，“嚴肅查處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影響力謀私貪腐問題”。

黨的二十大報告做出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部署。查辦的大量案件表明，少數領導干部通過親屬經商、特定關系人代持、“白手套”等手段，隱蔽經商、曲線經商。有的通過配偶子女開辦虛假企業，利用手中權力進行不公平的市場競爭；有的進行虛假的合資共股、虛假招投標；有的借用他人之名投資、控制和經營企業，積累了巨額資本，踐踏了公平公正、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針對官商勾結的新特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決整治政商勾連破壞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環境問題”。針對“影子公司”“影子股東”等花樣翻新、隱蔽性越來越強的腐敗特點，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未來一段時間，將堅決懲治利用公權力及其影響力謀取私利的腐敗問題和特權行為，查處領導干部子女親屬嚴重違紀違法案件，防范形成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

四、協同反腐論：“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

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在繼續加大治標力度的同時，逐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被概括為“標本兼治”的反腐思路。黨的二十大提出“深化”標本兼治，并且明確了“深化”的具體內涵是“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增強不想腐的自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使嚴厲懲治、規范權力、教育引導緊密結合、協調聯動，不斷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如果聯系“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的部署，可以看出，黨的二十大提出了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協同反腐論”新方略。

（一）“兩個答案”協同發力

毛澤東和黃炎培的“延安窯洞對”，找到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民主新路，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給出自我革命的第二個答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們黨堅守初心使命，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兩個答案”，均源于黨的初心使命，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讓人民負責任地積極地參與黨的自我革命，有利于黨實現自我革命。新時代明確了跳出治亂興衰周期率的第二答案，并不意味著黨的自我革命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始。在毛澤東時代，多次開展黨內整風活動，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嚴厲懲治黨內腐敗分子，正是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表現。

黨領導的反腐敗斗爭的成功與失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能否成功地實現自我革命，還取決于是否吸取人民群眾的反腐智慧，是否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否獲得人民群眾的真心實意的擁護和支持。治國有常，利民為本。黨的二十大報告重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如果脫離人民，黨就失去根基、血脈和力量。人民群眾是腐敗現象的直接受害者，具有反腐敗斗爭的高度責任感。反腐敗斗爭歸根到底是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人民群眾是反腐敗斗爭的依靠力量和動力源泉。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蘊藏著反腐的無窮智慧。如同安泰需要腳踏大地吸收戰勝敵人的巨大力量一樣，中國共產黨反腐敗必須從人民群眾中吸取反腐敗的動力、智慧，接受人民群眾對反腐敗成果的檢驗。人民群眾的這種卓越智慧為歷代剝削階級或依附于剝削階級的精英分子所忽視，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百年歷程所證實。

在反腐敗斗爭中落實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要樹立反腐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實現反腐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理念。推進自我革命和接受人民監督是辯證統一的關系。自我革命不是關起門來脫離人民群眾的自我面壁反思，而是必須密切聯系群眾，積極暢通和拓展人民群眾關心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建言獻策和批評監督的渠道。黨內出現個別經不住各種考驗的腐敗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諱疾忌醫，不敢接受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不敢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解決自身存在的腐敗問題。黨堅決糾治一切損害黨和國家利益、群眾利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始終贏得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支持，是獲取自我革命強大動力和卓越智慧的法寶。加強黨對反腐敗斗爭的領導，依靠人民群眾熱情參與，但不可搞所謂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兩個答案”的內在統一性，要求黨充分發動、組織、引導廣大群眾反腐敗的積極性，團結和領導人民群眾同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以確保反腐敗斗爭的最終勝利。

（二）制度和教育協同發力

改革開放前，分析腐敗根源時占主導地位的觀點是“黨外影響論”，即黨內腐敗分子是受黨外剝削階級錯誤思想觀念侵蝕影響的結果，反腐敗的著力點在于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曾經起過良好的反腐倡廉效果。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特權和濫用權力、徇私舞弊、貪贓枉法等腐敗現象的存在，是以法制不健全為前提條件的。由此，鄧小平強調加強法制建設去解決社會不正之風、特權貪腐等問題。他說：“國要有國法，黨要有黨規黨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的要求。中央接連發布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等一批重要黨內法規。在反腐敗斗爭中，把加強法制建設擺在突出的位置上，這也成為我們黨新時期反腐敗斗爭不同于以往的一個顯著特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繼承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重視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做法，黨中央統籌推動各領域法規制度建設，以“中央八項規定”為標志，陸續修訂出臺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一批重要黨內法規，著力于形成以黨章為根本、以準則條例為主干，覆蓋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各方面，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行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黨的二十大報告重視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設，提出“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完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反腐敗斗爭注重思想教育，那么，改革開放后的反腐敗斗爭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加強反腐制度建設，但要防范那種將反腐制度功能無限夸大的制度崇拜論。制度崇拜論將制度當作包治腐敗的靈丹，沒有將反腐敗當作一個系統工程來看待。其實，反腐敗是一項在復雜社會背景中進行的宏大工程，每一個具體的腐敗是由腐敗意識、腐敗行為、腐敗后果三個環節組成的小系統。腐敗行為是腐敗主體理性選擇的結果，是在腐敗意識支配下進行的活動。經不住腐敗的誘惑，產生腐敗的思想、傾向、欲望和動機，是身陷腐敗泥潭的第一步。由于社會的復雜性，特別是人格的陷缺，很多人極容易在思想上沾染腐敗意識的毒素。在腐敗意識驅使下，想方設法地鉆政策的漏洞，做出違紀違法的腐敗行為，這是腐敗者完成腐敗鏈條的第二步。有了腐敗行為，就一定會產生腐敗后果，最終完成了腐敗的第三步。從反腐實踐來看，以反腐制度約束腐敗行為，以懲罰的方式克服腐敗后果，是卓有成效的。由于腐敗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即便失去人身自由，依然難以約束自由飛翔的腐化思想，所以，只能以思想教育的方法解決腐敗意識問題。用制度的手段解決腐敗意識層面的問題往往難以奏效，腐敗意識的“意識”特點決定了“攻心”的思想教育比較好。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有必要按照制度、教育、懲治三者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的思路設計反腐方略。黨的二十大報告在提出“推進反腐敗囯家立法”的同時，還提出“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堅持不懈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使嚴厲懲治、規范權力、教育引導緊密結合、協調聯動”，著力于充分發揮思想的引領作用和制度的規范作用，使之緊密結合、同向發力、相得益彰。

（三）受賄行賄一起查

黨的二十大報告重申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的重要部署，體現了黨中央對腐敗態勢的精準觀察，這是堅定不移深化反腐敗斗爭、一體推進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機制的必然要求，是斬斷“圍獵”與甘于被“圍獵”利益鏈、破除權錢交易關系網的有效途徑，體現了新時代協同反腐的特點。

學界和政界流行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的一句名言“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鑒于此，往往按照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理念設計治腐方略。考察當代中國的腐敗狀況可知，權錢交易、行賄受賄是腐敗的典型樣式。從邏輯上講，在權錢交易的市場上，買方與賣方互相依存，同時存在著有“錢”的行賄方和有“權”的受賄方。沒有行賄者，自然難以生成受賄者，當然不排除有索賄的官員。在許多腐敗案件中，行賄者與受賄者相互勾結，互惠共生。理所應當地嚴懲受賄者，也應該理直氣壯地懲處行賄者，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使得在反腐方略設計中有意無意地輕視了資本因素對權力的腐蝕作用，以至于在實際的反腐實踐中，存在著嚴懲有“權”的受賄方而對有“錢”的行賄方失之于寬的傾向，許多行賄者得以免除處罰，形成了行賄者可以大膽行賄而逍遙法外，領導干部稍有不慎則身陷牢獄的不公平格局。一方面對黨內干部零容忍地反腐敗，而一方面對大肆拉攏腐蝕領導干部的行賄者采取寬松態度，必然使得處于關鍵崗位重要崗位的領導干部處于腹背受敵的境地。這種偏袒行賄方的做法，無疑助長了行賄之風，客觀上刺激了更多的行賄者肆無忌憚地腐蝕黨政干部隊伍，客觀上形成了行賄方借助法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方針，搞垮黨員干部隊伍的局面。鑒于行賄受賄的相互依存性，在嚴厲打擊體制內的受賄者的同時，絕對不可放過體制外的行賄者，特別要從嚴從重懲處“圍獵”干部的行賄犯罪分子，提高行賄犯罪成本。2021年9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聯合相關部門印發了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黨的二十大總結了新時代反腐敗斗爭的經驗，再次提出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必定在未來的反腐敗斗爭中取得明顯成效。

（四）境內外協同發力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腐敗具有國際化的特點，決定了反腐敗不僅在一個國家的范圍內，而且要在世界范圍內協同治理。隨著國際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聯系的日益緊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突出。黨的二十大報告重申了加強反腐的國際合作，提出“深化反腐敗囯際合作，一體構建追逃防逃追贓機制”。這是黨中央深刻分析國際國內腐敗與反腐敗總體態勢后再次明確的一項重要部署。進一步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對于我國積極借鑒各國防治腐敗的有益做法和經驗，尤其是加大追逃防逃追贓力度，更加有效地懲治和預防腐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黨內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境外也不是腐敗分子逃避懲治的天堂。黨的十八大前，建立健全追逃追贓機制，成功地將一批外逃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員緝捕歸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中央把追逃追贓作為遏制腐敗蔓延的重要一環，推動中央和省級反腐敗協調小組設立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健全追逃追贓協調機制。習近平指出：“要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推動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多邊框架下的國際合作，實施重大專項行動，把懲治腐敗的天羅地網撒向全球，讓已經潛逃的無處藏身，讓企圖外逃的丟掉幻想。”黨中央將追逃追贓工作放在國際交流合作的總體格局下把握，將追逃追贓工作提升到構建國家間政治與外交關系的戰略高度，是新時代以來追逃追贓工作的亮點。境內“打虎”“拍蠅”與境外“獵狐”“天網”協同，是新時代以來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的有效措施。追逃追贓是一種執法和司法行為，境外追逃追贓需要依靠國際執法與司法合作。我國發布外逃人員紅色通緝令，借助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國際刑警組織等多邊平臺，加強與美、英、俄、加等國的反腐合作，追逃追贓工作取得實效。二十大報告將過去習慣用語“追逃追贓”里加上“防逃”，豐富為“追逃防逃追贓”，預示著未來將更加嚴格執行對黨員干部的日常管理和對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相關管理規定，加強黨員干部出入境證照、出入境資金監控等方面的管理，深化“天網行動”，一體構建追逃防逃追贓機制。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與建黨初期相比，黨情國情世情發生變化。任何外部力量，很難戰勝一個積累了百余年豐富的歷史經驗、擁有九千六百萬黨員的世界上超大規模的中國共產黨。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如何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經受得住“四大考驗”，克服“四大危險”，刀刃向內，是新時代黨的建設的重大課題。黨的二十大報告總結了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研究了現階段腐敗現象的特征和變化趨勢，提出“全面推進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們黨堅守初心使命，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強調了在新時代黨堅持自我革命的重大意義。深化了對治理腐敗規律的認識，做出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的新部署，體現了跳出舊史治亂興衰周期率的理性新自覺。新時代新征程，全黨將沿著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中國特色反腐之路，繼續毫不手軟地清理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繼續義無反顧地清除一切鉆進黨內來的腐化變質分子和投機分子，不斷取得反腐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確保黨在各種風浪考驗面前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

【參考注釋請參見原文】